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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意識形態法治化的趨勢、措施及其意義

來源:萬方期刊網  時間:2018-04-08 15:27:08  點擊:

  意識形態一詞在前些年講階級斗爭的時候并不陌生,只是這些年來變得生疏,盡管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從未消止。在當前,意識形態一詞已經被話語權所代替。只要存在政治,什么時候意識形態都不可能缺位,只不過各個時代都需要與當時的政治相適應的意識形態。從本意上講,“意識形態一詞指的是一個人或群體并非基于純知識的理由所秉持的一組信仰和價值,它們形成了一種可以用來滿足此一人或群體利益的針對世界特殊樣式的解釋。”[1]86任何社會都不可能離開政治意識形態,包括法治中國建設也不可能離開政治意識形態。只不過法治中國建設需要法治意識形態。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背景下,政治意識形態需要法治化,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行動中“法治就是政治”。意識形態的法治化就是法治成為意識形態,可簡稱為法治意識形態。有很多證據已經表明,法治意識形態的支配力是和完全競爭的市場資本主義同時形成的。[2]這意味著實施法治的經濟基礎是市場經濟。

  這些年來中國的市場經濟,雖然沒有實現完全的自由競爭,但是和以往比較,經濟運行的市場化程度已經大幅度提升。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不僅是完善治理體系的要求,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市場化的要求。

  然而我們發現,在人們的意識形態中,能夠接受的還是以社會( 或者說集體) 為本位的、包含個體服從集體的利益、自由、平等在內的社會公平正義。相比而言,西方法治標榜有多重價值,諸如維護社會秩序,保護人權、保障自由、實現平等、甚至也追求效率,他們所追求的是個體的自由與權利。

  但是,社會公平正義的觀念既與中國傳統的政治秩序不一樣,也與西方的現代法治不同。傳統中國的秩序是以權力獲取和維護為核心的,在意識形態的深層充滿了對權力的崇拜,國家本位、捍衛權力的絕對性構成了傳統意識形態的核心; 而來自西方的法治觀念則是要以法律為基礎,試圖在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公民、權力與權利之間建構公正、平等的秩序。個人的權利以及民主、人權的維護構成意識形態的本位。雖然西方的現代法治觀念已經在中國傳播,并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認同,然而由于權力意識形態沒有根本的改變,因而我們很容易發現,在維護權力的意識形態、捍衛權利意識形態和追求社會公正的意識形態之間,中西方仍有很大的鴻溝。傳統的權力意識形態和西方的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觀念不轉變,社會主義法治及其價值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就難以實現。

  因而,在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中,我們應該舍棄或者改變權力意識形態,改造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自覺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指導下,塑造法治意識形態來影響人們的思維決策方式。

  一、我國政治意識形態的法治化趨勢

  法治與政治之間的復雜關系決定了兩者始終都會糾纏在一起。盡管仍有一些人認為,法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中立的,因而需要在思維和行為過程中去政治化,但這只是想祛除他心目中所討厭的政治,而實際上不可能丟棄他自己所念想的政治。可以說,每個人心目中有各自的政治。去掉老的意識形態,還會使用新的話語系統。人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完全擺脫政治的束縛。只是在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背景下,法治與政治出現了大面積的重合,講法治與講政治有了一致性。與傳統政治比較,法治與政治的關系有所改變。

  在過去的意識形態中權力政治優于法治,法治在權力之下為政治服務,而法治意識形態則強調法治應圍繞著個體與社會的權利展開,認為權力需要抑制,而權利需要保護。在過去的時候,雖然也有法治意識,但并沒有占據意識形態的制高點,或者說缺少對法治的信仰,意識形態沒有法治化,法治話語還沒有轉化為話語權。在影響人們行為的決策意識中,政治、道德、社會以及文化傳統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還制約著法治意識形態發揮作用。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會提出深化改革以后,十八屆四中全會又提出了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要求法治國家、法治社會、法治政府同時推進,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用法治凝聚改革共識,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通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意味著以權力為核心的權力政治意識形態的變化。在意識形態法治化的轉化過程中,法治是政治的特殊形式,是社會轉型的目標,講政治就是講法治。法治優先并由法治決定改革的走向,法治話語應該成為思維決策的主流話語。當然,我們也需要看到,現代法治與傳統政治之間現在依然存在著一定的緊張關系,政治轉向法治意味著意識形態觀念的巨大改革。然而,要求人們都認同法治意識形態還需要時間,我們只是從邏輯推論的意義上看到了,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意味著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的“終結”。盡管,這種終結只是形式上的,意識形態的法治化還只是趨勢,當法治還沒有全面上升為政治意識形態的時候,出現思維方式的混亂以及思維者的焦慮在所難免。當下,需要認真做的工作就是如何讓人們的政治思維方式轉向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用法治化進行國家與社會治理的創新。

  在意識形態的法治化過程中,當下中國需要用法律、法治話語塑造意識形態。在法治之下,“權力不只是粗暴的法律或有形的強制,而是對語言、道德、文化和常識的控制。大眾由于觀念的控制而受到壓制和同化。”[3]10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或者說法治意識形態需要構造抑制權力的話語系統。法治意識形態與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為法治與政治所依賴的規則系統和話語系統是不一樣的。法治的核心在于限權,是以權利、規則和程序來實施國家和社會治理的,自由、平等和個人權利是基本的價值追求,說服是其基本的手段。

  現代法治在以“權利”為基礎構建話語體系的過程同時也是爭奪“權力”的過程: 一方面是國家權力向傳統秩序奪權,另一方面是國家權力向自己的代理人奪權。通過這樣一系列的奪權,法治壟斷了合法權力,每個主體被孤立為單個的“公民”,成為現代社會的“法律主體”,“權利”因而普適,“真理”始得大寫。而傳統的政治則是以權力、規則和程序來維護統治秩序,自由、平等和人權都在權力秩序之下,壓制是其主要的行為方式。實現法治中國是社會轉型的目標,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和行為方式的法治化,而法治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去“權力化”,張揚公民個人和社會組織的權利對權力的制約,改變傳統的權力政治意識形態。然而,去政治化或者去權力化并不容易,甚至從歷史和現實的情況來看,這是幾乎不可能的,能夠去掉的只是特定的政治內容。在權力的深層放棄對其追求可能會有違人性。因而,法治意識形態需要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任何急躁冒進只能打亂法治的進程。對中國法治建設來說,借傳統政治之勢打造法治意識形態是一個很好的做法。而所謂全面推動法治中國建設之“推動”的場域,主要就是借助政治意識形態架構,營造良好的法治話語權氛圍,強化政治思維方式中的法治話語權。從法治運行的歷史來看,不可能有絕對的法治,這也就意味著我們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權力建構起純粹的法治意識形態,所能改變的只是權力與權利的范圍。

  此外,對來自西方的法學術語,雖然屬于現代法治話語系統,但能否與中國傳統文化兼容也是個問題,因而也存在著對其改造的任務。與中國強調法律運用的整體性不同,西方文化關于法治是以形式邏輯為基礎的技術性知識系統。幾乎所有的法律知識都是技術化的。中國法律人所學習的這些專業知識體系基本源自西方。西方法學來到中國以后,出現了嚴重脫離本地社會現實的情況,“形成了一種以對法律條文的死記硬背和對西方法治理念的頂禮膜拜為主要特征的高度學理化和技術化的知識。這一技術化過程的根源在于法學研究,在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至今的近 30 年里,一種‘復制加解讀’的研究方式在我國法學界成為主流,也就是大量翻譯國外的立法和學說,并圍繞這些舶來的知識進行反復解讀。”因而在中國的法治意識形態建構中,應該注意對來自西方法理學原理的改造,使其既順應現代法治的要求,又能與中國本土文化銜接。現在這方面做的工作還不夠,我們所學習的法治思維仍然以西方的法律方法論為基礎,講究合法性的法律邏輯與我們的日常思維關聯度不高,以至于連一些法律學人也都討厭或不能理解法律邏輯的符號表達方式。這其中還包括追求法律客觀性的法律語言學、講法說理的法律修辭學以及限制創造的法律解釋學等等。雖然都在研究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但這種思維方式在很多場景下還很難被接受。盡管經過中國法學家的努力,已經塑造了一系列的法律或者說法治思維規則,然而,這種法律思維規則在短期內還不能夠支配人們的思維。從大的方面來說,法學家們所追求的法律價值、法治實現的程序與規則、以權利保障為核心的法學原理,已經為法治意識形態準備好了話語系統。在倫理之外,我們接受了更多的具有普世性的公平正義的價值觀念。我們所需要的就是把這些言辭轉化為支配思維決策意識形態。正如美國思想家富勒所說,“法治是規則治理的事業”,這里的規則主要包括法律規則和法律思維規則。當正義的法律和法律思維支配我們決策行為的時候,整個社會就快要接近法治了。

  意識形態的法治化表面上看使用的是法律知識體系,但從實質的角度看,卻呈現不同的情況。西方思想家一般認為,他們的法治意識形態是一種權利話語,但里面也包含了權力的影響力,而不完全是個體的權利。我國的情況比較復雜,在筆者看來,我們的法治意識形態權力與權利交融,現在還是以權力為主的權力話語系統。但由于我們已經系統接受了西方法學的原理與概念體系,法治意識形態的話語系統也有了大量的權利意識。我們的法學家已經意識到,法治意識形態不是教條、迷信和偏見,它是在法律知識運用基礎上的權力修辭行為。只不過法治意識形態與政治意識形態不一樣的地方在于,法治對權力不是擴張,而是擠壓。但如果處理不好權力與權利的關系,就可能出現既限制權力又擴張權力的情形。“沒有任何一種知識類型可以避免成為一種權力形式。”[2]235所有的知識類型同時也是一種權力形式。由于法治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因而許多西方的學者認為,社會主義與法治是不兼容的,甚至是反法治的。所以,在中國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一些西方思想家有些目瞪口呆。“特別是在立足于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中,社會公正變成了一種權力控制的工具,而非批判和控制不正當權力的手段。”[2]237當然我們也很清楚,用帶有西方偏見的法律、法治來解釋中國的現象肯定會出現一些偏差。因為在西方的價值觀念中,個人無論在道德上還是在本體意義上都比社會更為重要,甚至在一些后現代理論中,社會公正已經是被批判的概念,他們認為像社會公正這樣的概念難以操作,無法個體化,就真的保護來說也缺乏具體的主體。正義、公平等雖然是無價的,但最后都要還原為個體的利益,法治也只是為特權服務的,最后導致“有關法律是什么以及正義自身為何物的大問題被完全消解。”[2]241綜上所述,盡管西方人的分析不一定都那么符合中國的實際,但是對我們構建法治意識形態還是有現實意義的。

  二、意識形態法治化需要強化法治方式

  在“法治意識形態”詞組中,從表面上看,好像只是在意識形態之前加上法治這樣一個修飾詞。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像法治這樣一個跨文化傳播的概念,和任何詞組組合都可能產生新的意義。法治意識形態意味著法治作為一個修辭參與了意識形態的建構,因而會使意識形態概念出現意義的變遷。由于中國法治建設需要政治的推動,因而法治需要借助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從而形成法治影響思維決策的話語權。

  在法治意識形態詞組中,法治和意識形態都是含義較多的概念。“心理學強調意識形態的心理整合功能,政治學強調意識形態的社會動員功能,人類學強調意識形態的文化意味,哲學家強調意識形態的求真取向。現代西方多強調意識形態的政治功能,并大量使用政治意識形態的概念。”[6]6有的學者在貶義上使用意識形態,認為某一概念一旦意識形態化就過于政治化了,而概念術語的政治化在有些人看來就成了騙人的修辭。①如果拋開這種偏見,我們就可以發現,意識形態是一種關于觀念演化變遷的學科。在本文中,意識形態的概念是在政治動員力意義上使用的,所講的法治是一種現代法治,而意識形態的現代化也主要是指法治化。在國外的政治學課程體系中,有專門的意識形態課程,這是因為很多政治家已經意識到,意識形態的研究對國家和社會治理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社會發展的每一個時期,意識形態對社會思維決策和行為方式影響都很大。在有限的范圍內,意識形態與政治學說相關,甚至可以說意識形態就是一種主流的政治觀念或者理念。在主流觀念引領之下,意識形態可以區分為多個層次,大到國家治理,小到日常生活,無處不散發著意識形態的影響。所以,歷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意識形態的構造。就推動法治中國建設來說,我們需要在與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的區分中把握法治意識形態。

  “諸種意識形態都是概念、價值和符號的集合體,它們包含了對人性的種種概念,并因而指明了人們可以獲得什么、不可能獲得什么; 是對人的交往本質的批判性反思; 是人要么應反對要么應贊賞的價值觀念; 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和利益而做的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上的技術性安排。因此,意識形態主張為了人類的需要去描繪和規范一些事情。意識形態既想要使某些活動或安排合法化,又想使個人整合起來,使之能夠為了一定的目標而團結一致。”[3]24法治意識形態是蘊含著各種價值的符號,追求公平正義、自由平等,是法治的顯著特征,因而法治有其能夠成立的正當理由。在世界范圍內看,實施法治并沒有根本的理論創新,社會契約論依然是最基本的假設。然而,在中國語境下提出法治意識形態或者意識形態法治化還是有“新意”的。這是因為,在早期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中,法治一直是被貶抑的概念。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破壞法治,打碎舊世界的活動。很多革命者設想,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理想圖景中,根本就沒有法治的位置。在革命理論體系中很難言說法治就是政治。

  然而時過境遷,當初的革命者已經掌權,因而關于秩序建構法治理論,得到了執政黨青睞。乃至于今天法治成了治國理政的主要方法,成了新時代政治的主要運作方式。把法治上升為政治意識形態是落實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在意識形態層面認同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凝聚改革共識、推動法治中國建設。

  當今中國由政治向法治的轉型恰逢其時,正處于社會轉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雖然此時的中國各種矛盾云集,內憂外患不少,但如果放在歷史長河中進行定位,目前還是最好的和平時期。如果在這個時期不向法治社會轉型,當出現更大矛盾的時候,再想起實行法治,可能就晚了。[7]尤其是改革開放 30 年的成功,改革開放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所成就的歷史慣性,使得我們可以順勢把法治作為深化改革的目標,用法治促進社會轉型與發展。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必須用法治意識形態替代權力政治的意識形態。權力政治應該轉向法治政治,國家和社會管理需要法治化,權力需要在法治的框架內行使。在意識形態法治化過程中,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占據著核心地位,這里面既包含著對憲法和法律權威的尊重,也包含著意識形態法治化的轉變。

  對此,我們已經欣喜地看到,執政黨和政府已經開啟了這項工作。特別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主題,就是在依法治國的戰略之下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因而本文所作的論述不是創新,而是對已經具有雛形的社會主義法治意識形態作進一步的論證與詮釋。

  法治方式最主要的就是以說服的方式進行國家和社會治理方式的創新,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實現國家和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我們需要注意到,在法治上升為“政治”意識形態以后,不是沒有了政治,而是改變了政治運作的思維方式,政治權力的行使需要受到了法治及其體系的制約。政治行為需要運用法治為政治行為設置的規則和程序來運轉,傳統講政治的方式需要轉換成講法治。法治思維的論證性決定了法治方式不是壓服,而是說服。

  這種以說服為主的法治意識形態對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來說意義重大。可以說,“每個人首先要接受并服從支配性意識形態的傳喚,然后在主體間進行自我的識別,再把自己想像重構成自己認同的對象,并依照想像性對象去行動,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所認可的主體。自我認同后的主體逐漸自覺地變成自己的監視者,并開始代表國家權力監視著身邊的每一個人,最終,所有人都成了互相的監督者,都自覺地接受意識形態的傳喚,借助于意識形態指定的術語來理解世界、闡釋世界。”[8]盡管在中國當下的學術界,有些人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應該去政治化,但由于講政治的活動始終沒有放松,意識形態研究只是被話語權研究取代了,而對話語權的研究就是對意識形態的研究。人們所放松的只是對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的研究,比如在一些學科領域,人們對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觀點不感興趣,認為應該奉行中立客觀的立場,要進行價值無涉的研究。但這樣只會降低馬克思主義對思維決策的影響,并不等于會降低其他的意識形態對人們思維決策的引導。

  在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情況下,權力意識形態應該被講法說理的法治意識形態所取代。我們發現,在依法治國成為國家治理的方略以后,法治成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之一。這說明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上升。但是,整個社會政治意識形態法治化,還需要進一步的理論證成和時間的磨煉,在法治實踐中接受檢驗。中國的法治不是自然生長的,需要借助政治力量的推進。如果不能上升為政治意識形態,政治的慣性就決定了在中國很難推動法治建設。中國的法治建設是由執政黨和政府推動的,是在政治精英和學術精英勸說下實施的,這是中國的特色。這一點完全不同于在斗爭中“自然”生長的國外法治經驗。當然,政府政黨推動的法治模式難免引起人們從邏輯上進行追問。諸如由執政黨和政府推動法治能不能進行到底、法治會不會失去限權的本意等問題也會持續爭論下去。但是,在爭論過程中我們需要設法讓人們接受法治以及法治思維。在意識形態領域,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不去占領,其他的意識形態就會自動填充,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頑固勢力就始終沒有放棄分化中國意識形態的努力,對此我們需要保持適度警惕。人們對某種意識形態的反感,并不是說這些人沒有意識形態,而是因為每人都擁有自己所認可的意識形態。這意味著,作為學科的意識形態是需要認真研究的。現在很多人討厭意識形態,是因為,有些意識形態的內容抱殘守缺,思想僵化,甚至不講邏輯,拿著不是當理說。還有很多意識形態的傳播者,沒有注意到意識形態的信仰或接受問題,認為其是靠壓服來獲得的。這是我們需要注意克服的問題。我們需要注意到,在意識形態問題上詳細的論證、說服以及意義闡釋是獲得認同的關鍵。盡管我們看到,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生活中,意識形態是一種權力,但是這種權力不是制度性權力,而是基于邏輯、理性和能夠被多數人接受所產生的影響力,是實質意義的權力。

  為什么一些“意識形態”的話語沒有說服力?原因大體不外乎以下兩種: 或者因為邏輯上出了問題,或者是不符合科學、理性精神,導致最終的不可接受。意識形態與具體的事物,在實施法治中與具體的案件聯系太密切,也會失去說服力。這在方法論上叫作過于概括的解釋,把過度抽象的概念或者理論用于具體的事物,結果出現不可接受的結論。

  傳統的意識形態是在言說傳統權力政治,而不是法治政治。有人認為,“意識形態像道德、美學或宗教一樣是另外一種非科學的、以價值為導向的理論化模式。意識形態只作出斷言和規定,但不允許爭論。它鼓舞人們行動,而且充滿感情地去說服,而不是批判地分析。”[3]22然而,意識形態只作斷言性的規定是事實,不爭論是中國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因為,很多無謂的爭論確實會阻遏經濟、社會的發展,甚至會毀滅意識形態的功能。然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不爭論是不可能的,話語權就是在爭論中獲得認同,試圖讓所有的人都接受的意識形態是不可能的。不爭論能顯現的是政治權威的組織能力,但并不符合意識形態自身的發展規律。意識形態的規定性與意識形態的認同是不一樣的。政治人希望不爭論就獲得權威,然而,意識形態通過對人類主體的傳喚,成為一種無處不在、略顯神秘而又時時發揮著現實功用的物質性存在。法治意識形態與政治意識形態不一樣,我們相信它經得起爭論,在論證、論辯過程中獲得認同恰恰是法治的特點。

  “人在被現代法治意識形態以一種單向度排他的意識傳喚為主體的過程中,面對現代性沖突,法治意識形態必然將權利/侵害、自由/禁錮、正義/罪惡、現代/傳統轉換為合法/非法的二元對立模式,并內化為主體意識,從而改造舊的法律觀念、塑造新的行為和認知方式,在改變原有社會結構的同時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模式。”[8]我們認為,雖然意識形態的很多命題都是價值性命題,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學術研究上不允許爭論。有些問題可能暫時搞不清楚,但是在法治框架下可以先擱置起來,以供后面進一步爭論。法治要求人們對意識形態的認同和接受需要運用論辯、論證方式,反對以權力壓服為特征的方法運用。雖然法治意識形態的構造中也會涉及對錯的二元對立,但是,法治的理念、原則、程序等是底線。為了更好的效果,就需要政治人的說服,要用講理說法的方式引導人們接受政治主導者的話語系統。然而即使是這樣,在關鍵環節的權力運用還是不可缺少,因為對一些不講道理的人來說,無論如何說服都不能起到效果。但是在法治意識形態問題上,最好還是少用權力壓服,只有面對蠻不講理的對象才使用權力壓服的手段,這是最后的手段。因而,對意識形態命題的自覺認同,說服意義上的接受相當重要,說服是法治方式最主要的特征。

  法治原本就屬于政治上層建筑,但是,由于長期以來人們對法治地位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法治在政治意識形態中的地位不高。這主要是因為革命者掌權以后,習慣于運用權力政治進行國家與社會的管理,而對治理國家與社會的法治方式不能夠熟練運用。我們需要看到,法治意識形態不是把法治攀附于政治,傍上政治戰車,而是要把政治法治化,把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用法治方式解決。在和平時期需要建構法治與政治的正常關系,使政治沿著法治的軌道運行,滿足人們對正義、正當、平等、理性、秩序的需求。“現代法治被認為中國百年來現代化宏大背景下的理性選擇和必由之路,在解構傳統禮治治理規范的過程中,法治意識形態成為國家主導意識形態,肩負著向個人傳遞法治話語的任務。”[8]法治意識形態命題的提出原本就與限制權力的思維聯系密切,但為了更廣泛的認同和接受,就需要意識形態的話語更加接近受眾,而與權力的絕對化做適度的剝離。權利話語是法治意識形態的基礎性內容。在現實社會中,由于權利容易受到權力的傷害,對權利的救濟也只有法治方式才是最便捷有效的。緩解社會矛盾的法治方式是一種平和的、體面的、能夠包容多種利益追求的方式,也是能夠行得通的、避免暴力的以說服為主的方式。因而,倡導法治方式就成了意識形態法治化的主要內容。

  意識形態的法治化主要靠理論宣傳和實踐示范,理論宣傳既包含嚴密的科學論證,也包括各種生動媒體的傳播。法治意識形態是由法律以及關于法治的知識所構成的話語系統,這種話語系統隨著西方法學體系和法治觀念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而有了基本的思維方式。其中,權力分立、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尊重形式邏輯、根據法律進行思考、講法說理的法律方法,在思維決策和行為方式中占據優勢地位。在意識形態發揮作用的過程中,“法理”

  話語與“權力”場景合法性的結合,以及恰當運用構成了法治方式的精髓。有學者發現,“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法治這種治理術被舊有的權力關系所捕獲和馴服,轉化為法治意識形態。”[8]然而,我們今天需要的是另一種馴服,即法治對權力捕獲。這一點可以從法律方法論這些年的發展來證明。法律方法論想從實現路徑上證明,法治命題是能夠成立的,在國家和社會的治理中,政治權力運用的法治方式是可能的。并且從知識論的角度來說,這種努力是有成效的,法律發現、法律解釋、法律論證、法律修辭、法律推理、價值衡量、漏洞補充等方法都在證明法治有多種實現的路徑,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法治思維方式和法治行為方式。

  但是,這些方法( 尤其是其中的) 形式法治方法常常受到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的沖擊和其他意識形態的消解和擠壓。傳統的講大局、講政治常常代替講法治,法治常常被權力政治所綁架,難以發揮作用。這主要就是因為在傳統意識形態的權力場中,法治的地位較低,法治還必須服從于政治,意識形態沒有實現法治化。“法治就是政治”就是要化解、克服這種現象的弊端,使法治在沒有政治障礙的前提下盡情地發揮作用。然而,法治成為政治不是一句話就能成為現實,因為在絕對意義上認同和接受某種意識形態,只會出現在極端的個例之中,多數人對意識形態命題的認同都與權力場有很大關聯。

  意識形態的法治化就是要清除權力的絕對化思維,講法治就是講政治,無非是要建立良好的實施法治的政治環境。法治中國建設所需要的法治意識形態的形成就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法治意識形態是對傳統政治權力秩序的挑戰,很多人會帶著對舊秩序的眷戀,來抗拒新的意識形態,面對新的法治意識形態,無論官民都會出現某些方面的焦慮甚至抗拒。然而,就法治來說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之大勢,對法治意識形態話語的認同與接受需要政治語境氛圍的營造,傳統政治權力的絕對性會逐步遭遇放逐。

  三、主流意識形態法治化的意義

  當前法治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之一。這意味著,法治已經成為執政黨的意識形態。這喚起了人們研究法治意識形態的積極性。然而,意識形態是一個復雜概念,沁透著情感、充滿了幻想。意識形態的信仰總是或多或少地帶有凝聚力,在動員、操縱、控制大眾方面具有一定的潛能。意識形態可分為主流的意識形態和非主流的意識形態。主流意識形態是指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都對公眾的思維決策有強烈的影響,在一般情況下,主流意識形態常常依靠政治權威來維持自身的影響力。筆者認為,在全面推進法治建設的過程中,法治意識形態應該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以消減傳統的權力政治意識形態對法治建設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按照我們傳統政治行為的慣常做法,如果把法治當成政治的主要方式就能夠營造建構良好的政治氛圍,使法治中國順利開展。但法治意識形態能否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不僅需要政治上的引導,而且還需要看國家、社會對法治是否有真切的需求。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確定了深化改革與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決定,這意味著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已經成為當下重要的政治任務。在由市場經濟引領的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因而對法治的需求空前高漲。并且在當前的中國,化解社會矛盾、反腐倡廉、權利救濟、國家與社會治理現代化等等都需要法治。從一定意義上看,法治已經成了政治正確的標簽,盡管人們對法治的認識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法治已經獲得了國家、社會以及公民較為普遍的認同。因而在執政黨強有力的政治推動之下,法治成為意識形態的主流只是時間問題。當然,法治意識形態要想成為主流就必須對傳統的以權力政治為核心的意識形態“解蔽”和改造。所謂解蔽就是要把權力政治的弊端充分揭示出來,而對“權力應該圈在法律的籠子里面”給予充分的論證。

  所謂改造就是要對一些危及法治的思想進行批判,從而為全面推進法治做好思想準備。法治之所以會成為意識形態的主流,主要是因為中國有對法治的迫切需求,在中西文化的對比交融中,中國人對于法治的認識已經實現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對自己的制度以及駕馭法治的能力,比過去有了更多的自信。

  ( 一) 國家與社會治理的現代化需要法治意識形態

  “‘國家治理’是近年來比較流行的詞匯,如果將其簡單地理解為‘國家對社會的管理’,似乎與‘統治’就沒有太大的區別。很顯然,統治更偏重于等級色彩,即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治理則更偏重于平等的色彩,即與社會協商管理,甚至服務于社會。”[9]由傳統的權力統治到現代治理的轉變,既需要運用法治管束權力,也需要法治賦予參與治理的社會組織權利,從而在統治者、社會組織與民眾之間的互動之中實現善治的社會秩序。在治理關系中,“國家建設就是政治權力的集中行使,為社會制定游戲規則,在一定地域內壟斷暴力; 法治則是對國家權 力 的 限 制,把 權 力 關 在 制 度 的 籠 子 里面。”[10]然而,這種意識形態法治化的觀念并不是很容易被所有的人接受,要實現國家與社會治理現代化就需要設法使社會組織、執政者和公眾都能接受法治觀念。把政治意識形態法治化,使法治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是一個很好捷徑。在法治成了政治以后,國家治理現代化推行起來就變得容易一些。法治就能為國家與社會治理現代化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11]國家和社會治理體系的完善以及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法治化。[12][13]梁治平在 15 年前就設問“法治: 一種新的意識形態?”[1]84在今天看來,梁治平的政治敏銳度確實很高,他已經意識到法治應該成為意識形態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在他看來,當時法治在中國地位的變化,不僅是急劇的而且是戲劇性的。雖然,“政治論域中的‘法治’說,特別強調‘社會主義’這一限定語,而這意味著現行體制的不可動搖。‘社會主義法治’的提法同時也被用于來抵制‘法治’理論的普遍訴求。”[1]85但是,他已經覺察到,在最近幾年的法律熱中,法治似乎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

  “我們可以說,僅僅把表現為政治口號的‘法治’論說視為意識形態是不夠的。事實是,‘法治’正在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1]87而筆者訴求的是法治意識形態應該成為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①就像 20 世紀 80 年代強調發展經濟是最大的政治一樣,當今的法治建設就是最大的政治。在全面推進法治中國的建設中,需要用法治意識形態解決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正當性問題。這實際上也是一個政治方向問題。如果這一問題得不到解決,法治就不可能真的成為支配人們思想和行動的意識形態。

  對很多講政治的人來說,只有法治成了政治正確的標志、成為意識形態,人們的決策才能形成對法治的思維路徑依賴。梁治平早就意識到,如果沒有意識形態作為支撐,法治的正當性就會遇到挑戰。這些法治所面臨的挑戰和威脅,第一來自于“法治”在政治上被實用化和工具化,成了點綴裝點門面的招牌; 第二是來自于社會變遷本身使得經驗與法律技術的疏離越來越明顯,法律究竟是要適應社會,還是要用社會改變法律,時常成為爭論不休的問題。第三是文化層面所遇到的挑戰,中國人雖然也強調無規矩不成方圓,但是,法律規則在人們心目中并沒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規則如果妨礙結果的公正就會被拋開。[1]142 -143)第四就是來自法學內部,法治以規范應用的方式調整社會,然而單純依據法律推理方法只能確定案件的意義,或者說“對法律概念的分析只能提供對‘運行中法律’的一種片面解釋。”這就意味著,如果片面偏重于形式法治的推論,單獨的法律實施無法緩解法律與社會可能出現的緊張關系。法律社會學通常把法治視為社會現象,認為“除非把法律看成是一種‘社會現象’,否則無法理解法律。”[14]75然而,法治方式只能通過個案的解決,然后才能從整體上化解社會矛盾。這也就意味著,上述挑戰是可以克服的,但是需要法治意識形態的長期熏陶,對于法治中國建設來說,諸如此類思維的存在構成了障礙性因素,這更凸顯出法治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必要性。面對人們對公平、理性、發展、穩定、秩序、權利、自由的強烈訴求,法治思維成為意識形態是能夠做到的,社會轉型需要改變傳統的直白捍衛權力的“政治”說辭,時代需要把法律、法治作為修辭進行說服。

  ( 二) 法治意識形態可以改造、克服以權力為核心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弊端

  面對以權力為核心的政治難以化解社會矛盾的現實,國家需要改變治理方式。實質主義的思維方式已經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現在是需要重新審視形式思維的時候了。從總的方面來說,西方法治把形式法律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因絕對依賴形式法律,出現了種種弊端,以至于后現代法學、現實主義法學等對形式法治不斷詬病。所以,在近些年來也開始松動嚴格法治,倡導司法過程中對法律創造,奉行司法能動主義。但是,由于法治所帶來的秩序,以及對社會矛盾化解的效率,引發了我們對法治魅力的玄思。離開形式法治來實現秩序,根本就是難以做到的,于是人們又重新開始思索形式法治的作用,比如當前已初步形成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說明執政者已經意識到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性,并且業已形成了基本的共識。但是,重視形式法治的觀念常常被打斷,還有很多人輕視形式法治的作用。筆者發現阻礙法治意識形態成為主流的意識包括: 1. 權力政治優先的絕對化思維方式; 2. 道德優先論對法律至上的排斥;3. 法律必須適應社會的“規律”以及其他對法治的種種偏見。權力政治的優勢一直是中國意識形態的傳統。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于法治還存在很多的傲慢與偏見。法治幼稚、法治亡國、法治就是添堵、添亂,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思想還很有市場。就現在存在的問題來看,管理隊伍的很多人對法治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從“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角度看,筆者感覺到今天很多中國人對法治的看法,與兩個朝代的“法治”實踐有重要關系。一是秦代搞了皇權之下的“法治”,但二世而亡的教訓影響深遠。秦代因為法律的殘暴、嚴酷和令行禁止,在賈誼寫《過秦論》后,法家治國理政的“法治”思想和行為方式備受詬病,“法治”從此在中國正統思想中失去了正當性,德主刑輔的思想得到進一步的強化; 二是宋代的積弱,在很多人看來與“法治”有關。據有些法制史專家( 比如,楊永華教授、陳景良教授等) 考證,宋代的“法治”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雖然宋代也像其他朝代一樣,在司法與執法實踐中貪腐叢生,“法治”在實施過程中產生了諸多的異化。但是,以限制、約束皇權以外官員的權力絕對性為主的嚴厲法治,保證了宋朝茍延殘喘了 320 多年。當然,我們還需要分析宋代的積弱,是不是因為真的堅守“法治”與改革并行所造成的。其實,不僅是中國的歷史教訓,在國外的歷史中,也有“法治亡國”的說辭。有一些人就認為東羅馬帝國的滅亡就是因為過于重視法治,例證就是當北方的“蠻族”入侵的時候,皇帝還在編撰查士丁尼法典,法典編篡完成了,帝國也滅亡了。這些歷史是不是真實的,需要歷史學家去考證,我想說的是,既然人們這么認定歷史,肯定會成為影響人們對法治看法的因素。當然,我們也需要從成功的歷史經驗中去考察。我們還應該思索,像美國的強盛是不是因為法治的支撐?

  法治是不是軟實力的主要組成部分? 答案是肯定的。作者提出這些問題,并不意味著有能力在本文中解決這些問題,僅僅是在設問的時候已經蘊含了答案。歷史的記憶已經時過境遷,當年完全靠硬實力進行剛性統治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國力強大的標志已經包含了包括法治在內的軟實力。經過英美歐洲文明的不斷進化,法治已經成了現代政治的主要運作方式,完全靠權力進行統治已經被視為野蠻。特別是隨著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光靠講單方面的政治已經很難獲取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可以說,在中國語境中,首先,“有關‘法治’的論說基本是在一種濃厚的政治氛圍當中,并且主要是圍繞著現實的政治運作發展起來的,其結果對于‘法治’問題的思考常常被限制在表層政治層面,其中可能涉及的理論問題則多被忽略; 其次,由于法治論說與政治論說之間的密切聯系,也由于 1980年之前的全能政治影響的存在,一個與國家制度建設和政治權力運作有密切聯系的‘法治’事業被賦予了特殊的重要性,它被期待著解決的是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而且包括這個時代所有重要的社會問題。”[1]86因而,我們不僅不能否認政治的功能,而且還需要充分運用政治對法治的推動作用。我們看到,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實際上是一項政治決定,就是用政治的方式推進法治建設。在這一過程中,法治意識形態不可缺少,否則政治對法治的推動難以有效地開展。法治意識形態是對傳統的以權力為核心的政治意識形態的改革,法治中國建設的意識形態其實就是把法治理論當成政治理論,矯正過去權力政治統領法治,法治為權力政治服務的信念。因而,對于公民和社會組織來說,讓公民去捍衛權力的說教是空談,但我們需要意識到,權利對權力有一定的制約,這種制約的法理基礎是來自法律規范和程序,制約的力量或社會基礎來自公民、社會組織的利益訴求。在法治意識形態中,法治就是政治,講法治就是講政治,用法治的方式削弱特權政治,用法治約束權力。

  就法治與社會的關系來看,法治一詞的使用,最早言說的是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即面對社會的變動,人們究竟是依照法律來辦事,還是要考慮社會情勢的變化。維護法律意義的安全性是最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而根據社會的變動要求法律適應社會的變化就很難說是法治,這是一種嚴格法治的觀念,后來成了法律社會學批判法治的主要靶子。然而,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法治的觀念是不斷變化的,這種絕對維護法律意義穩定性和安全性的形式法治已經被斥之為概念法學、嚴格法治或形式法治而備受詬病。筆者感覺到,不管過去有沒有嚴格法治,但今天已經很難看到純粹的形式法治了。西方的很多法學家認為機械司法、機械執法均來自于這種形式法治的思維路徑。我們的研究發現,在西方法治國家確實出現了因為過于遵守法律意義安全性而導致了僵化的法治,當人們都在貶斥政治不誠實的時候,政治家們卻在嘲笑法治的迂腐。可是,我們沒有分析過,即使是西方已經走向實質法治的時候,中國人對西方的形式法治還是不甚了解,當一個中國人初到國外的時候,會感覺他們對法律的尊重過于偏執,缺乏中庸之道,沒有人情味。這背后所隱含的其實就是文化和思維方式的差異以及法律與社會的分裂。這是因為在中國,人們并不是很尊重形式邏輯對法治的作用,尤其是對建立在形式邏輯基礎上的一些基本的法律方法,我們總是能找到瓦解這種嚴格法治的實質方法。文義解釋與目的解釋、法律發現與法律創造、形式推理與實質推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功效相克的概念等,我們甚至不加論證就能接受“能動司法”是司法理念。可見,我們對形式法治的忽略到了什么程度! 在現代法治建設過程中,不能把不著邊際的社會效果當成否定法律效力的理由。

  就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來看,道德一直占領著話語權的制高點,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此不再贅述。如果形成法治意識形態,用道德貶抑法律的現象就會減少,法治話語權就會提升。我們看到,在很多場景下,尤其是在各種金牌調解的論辯中,高尚道德的論調常常壓過法律,國家法常常被“民間法”嘲笑,不加論證的社會因素會成為有些人改變法律意義的理由,選擇性執法與司法的大量出現,迫使我們需要考慮重構法治意識形態,在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背景下,政治意識形態的轉向非法治莫屬,并且這里的法治主要不是實質法治,而是以形式法治為主,僅僅在特殊情況下輔之以實質法治,這是在中國這個特別重視實質思維的國度所必須的。沒有對實質思維的顛覆,就不可能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這當然不是說,對形式法治的缺陷我們可以視而不見,我們不是要在意識形態中解決這一問題,而是要用法律方法論解決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思維的沖突。

  ( 三) 政治行為、公眾行為和思維方式需要法治意識形態去引導

  意識形態原本就屬于政治,但法治可以成為政治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或者說一種形式。有人認為,“‘意識形態’一詞是由希臘語中的術語‘理念’( eidos) 和‘邏各斯’( logos) 合成的新詞。它可以被定義為‘觀念的科學’。”[3]2盡管很多人從科學的角度界定意識形態,但是,把意識形態說成是科學是相當困難的。特別是在有些政治意識形態中,存在著虛假騙人的成分,從而使包括法治在內的意識形態成為很多人所不齒的概念。馬克思曾對資產階級法治的階級性、虛偽性和欺騙性進行過深刻的批判,現實主義法學、批判法學等也從各個角度揭露過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假偽裝。“意識形態之所以在內容上虛假不實,是因為它包含著復雜的原始感情、審美情趣、價值判斷。”[6]47可以說,研究者在意識形態問題上都帶有自己的價值傾向,在已有的專業、階級立場上,很難秉承科學中立的研究姿態。

  比如,從資本主義法治的經驗來看,號稱獨立、中立的資本主義法治及其意識形態帶有很大的虛假性,這正是很多人反對意識形態,把意識形態當成貶義詞的原因。但是,與資產階級思想家想的相反,公民社會成員把法治這個“棒槌”當真了。盡管有很多學者冷諷熱嘲,指出資產階級法治比他們的法律更不人道,然而,在法治社會,法律或法治真的就成為了公民社會與當權者抗爭的唯一武器了,因為如果以革命方式來抗爭對他們來說損失更大。這實際上已經成為官民的共識,不到沒有選擇的時候,誰也不愿意以革命方式改變法律與社會的關系。

  所以,不管掌權的資產階級是否把法治當真,這些手中無權的人們只能拿起法律武器進行抗爭,為權利而斗爭就成了他們的基本行為信條。他們要求以法治的名義進行改革,這就意味著法治意識形態的重要部分就是要討論法治與改革、法律與社會的關系。當今改革與法治共存的情況需要一部分人從法律社會學角度研究法治與社會變遷的關系,需要一部分人去研究,用法律方法論來協調改革與法治的沖突,從而避免革命的發生。我們認為需要一部分人從歷史的角度去研究法治與改革的成功經驗與失敗的教訓。

  論證法治中國需要用法治意識形態提升政治意識形態的問題,不能僅依靠邏輯推演,還需要從歷史的經驗和社會的需求來分析,為什么需要構造法治意識形態? 法治能不能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之所以要把法治放在意識形態論域中進行研究、把法治等同于政治,并不是要否定法治的意義,目的在于“對‘法治’理念本身進行理性的和批判性的檢驗,通過把‘法治’置于中國特定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情景中加以反思,重新認識其歷史和現實的意義,進一步確定其性質、力量和限度。”[3]86從文化的角度觀察,我們認為法治在中國人的意識中,地位并不是很高,對法治的重視只是近些年的事情。現在法治建設的主要動力來自于兩個方面: 一是這些年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遇到了契約自由和政府干預的矛盾,市場主體的交易自主和政府對市場黑手的控制,糾纏在一起,加上大量權力尋租、權力腐敗等等,使人們普遍認識到市場經濟必須是法治經濟,沒有法治難以有完善成熟的市場。二是權力全能的國家和社會管理體制已經很難化解權力與權利、政府與社會、官與民之間的矛盾。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完善國家與社會治理體系已經成為共識,法治成了協調國家、社會與公民之間矛盾的主要工具,當然,很多人對這一工具還不會熟練運用,因而當務之急是解決思想意識問題,在意識形態中樹立起法治的權威十分必要。我們只有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認識清楚法治的功能和意義,才能使法治更好地發揮作用。當然,法治意識形態不是烏托邦,其社會基礎就是權利所包含的利益會促動公民迅速把握法治方式,一旦公民熟練地把握了法治方式,政治人就不能游離于法治之外。因而,作為國家和社會的治理者,必須比公民更好地運用法治方式。實際上,僅僅在意識形態層面提升法治還不夠,國家和社會治理水平的提升要求政治人要有嫻熟的法律方法來化解社會矛盾。

  法治意識形態由于強調法治對社會的引領作用,因而被視為是政治的一部分。不過這種政治已經不同于以往以權力為核心的政治。由于現代法治突出強調公民的權利優先,權力處于被貶抑狀態因而屬于自由主義的法治觀念,這在中國屬于意識形態的革命。“意識不僅構建大部分我們所謂的現實,而且確實在緩慢地改變歷史進程。意識隨時代歷史的變化而變化,并且形成不同的現實。”[3]7如果法治意識形態成為主流,其產生的效果絕對不亞于歷史上的任何改革。在法治意識形態之下,我們可以看到,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作為意識形態可以抗擊基于權力優越、優先的政治意識形態,更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管理的扁平化。以權利為核心的法治意識形態既可以呈現在意識( 觀念) 領域,也可以呈現在“實踐活動”之中; 既可以表現在一般意識之中,還可以表現在無意識之中。[6]9現代法治可以作為各項改革的反思性概念,我們需要以法治為目標的改革。可以預料,法治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以后,會拉動上層與公民諸多方面的“積極性”。上層會因為法治感覺到管理必須轉換為治理,而公民則會因為權利得到法治的保障而更有積極性。公民的法治思維會很快滲透到他們行為決策的無意識之中,成為攔也攔不住的洪水,因為法治是基于對個人自由、平等和社會秩序的追求被接受的,它比以權力為核心的政治具有更廣泛的主體參與。法治秩序不是通過強制被接受的,這里面有很多的自治與協商,有妥協與雙贏,有比較理性的實現方法系統,展現了權力與統治、權利與權力、社會與法律、公民與社會等之間復雜但明了的關系。說其復雜是因為和權力壓服簡單統治方式的比較,說其明了是因為有法律規范和程序對各種關系的界定。復雜的部分在于合法性解釋的困難,明了在其很多方面可以尋找到法律依據。法律的統治不是通過簡單地強制來實現的,而是通過法治觀念“霸權”或者說法律的話語權來實現的,法治意識形態可以慢慢化為公民的常識,最終演變為行為的法治方式。

  ( 四) 在國際斗爭中需要運用法治話語權

  我們發現,盡管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中選擇了社會主義,但由于人們所認定的“社會主義”,在和平建設時期沒有把權力下放給社會組織,社會組織基本依附于政府,也沒有與保護公民權利的法治有機融合,因而使得本來前衛的意識形態卻難以抵御屬于工具理性的法治意識形態的攻擊。我們發現,由于長期堅持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權力橫行、腐敗叢生,蘇聯東歐被和平演變,這值得反思。特別是,在我國政治權力的意識形態已經滲透到思維過程的各個角落,這一方面造成了捍衛權利的法治受到冷落,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對西方人的和平演變能夠保持適度的警惕。幾乎所有政治人和法律人都能意識到,法治已經成為西方人外交的政治策略。過去西方人拿的是人權的大棒,對中國等指手劃腳,如今法治則成了他們對中國等實施和平演變的手段,法治方式的和平演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大的隱蔽性。因而,在中國實施法治雖然是我們發自內心的要求,但同時也是對國際社會“壓力”的一種反應。

  “如果說在馬克思那里,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專利品的話,那么在列寧、毛澤東等人那里,意識形態還可以成為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斗爭的有效工具。在他們看來,意識形態是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斗爭也是整個社會斗爭的組成部分。”[6]36從階級意識形態的角度看,法治只是資產階級欺騙人民的工具。在這種思維結構中,實質主義的思維傾向非常明顯。在階級斗爭的理論中,幾乎沒有人認真從形式的角度分析過法治對社會的積極意義,盡管這些年在國內治理過程中對法治越來越重視,但是在重大問題的決策過程中,對于法治還是沒有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我們缺少對思維決策過程的合法性追問,以至于習近平書記反復強調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①當然,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也不是一無是處,我們能夠對于西方打著人權旗幟的和平演變,一眼就能看透他們的本質; 從蘇聯被和平演變的事實看,實質主義的思維結構也有一些正面的意義。

  然而,由于我們在政治層面上對法治形式研究不夠,所以我們無以應對在法治問題上的種種不正確的指責,由于我們對世界文明中已經被普遍接受的法治合法性不夠重視,因而背上了不講法治的惡名。而實際上,中國人已經意識到走向法治是世界文明發展的總趨勢,只不過因為我們沒有從政治學的角度,對形式法治的意義進行認真的研究,以至于對政治的當代最主要的形式———法治———在政治意識形態中不被重視,在政治上顯得對法治的掌控能力不足。

  當今,不僅在國內國家與社會治理需要法治,而且在處理國際事務中法治意識形態也是必須的,就現實情況看,由于目前法治還沒有成為意識形態的主流,在很多場合我們總是顯得很被動。所以,樹立法治意識形態是新時期處理內政外交事務所必須的,在國際舞臺上我們需要占領法治意識形態的制高點。法治意識形態雖然強調去政治化,但這里的政治是指傳統的建立在革命理論基礎上的政治,講法治也并不是不講政治,而同時法治也不是絕對中立無涉價值的。從西方想利用法治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來看,法治像法律一樣也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法治意識形態在反和平演變的過程中也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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